在学校里，莫妮卡并没有朋友。或者说，她不敢有朋友。母亲对她的社交圈进行着严格的审查。任何涂指甲油、染发、或者谈论男生的女孩，都会被母亲列入黑名单。
“记得有一次，我借了同学的一支口红。”莫妮卡回忆着，嘴角勾起一丝讽刺的笑，“我只是想看看自己涂上红色是什么样子。我躲在学校厕所里涂了，照了镜子。我觉得……那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活人。”
但她忘记了擦干净嘴角残留的一点点红印。
回到家，那个红印在母亲的雷达眼里无所遁形。
那天晚上，家里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母亲没有打她，而是拿来了刷厕所用的硬毛刷子和肥皂。
“既然你这么想往嘴上涂东西，那我就帮你洗干净。”
硬毛刷擦过嘴唇的剧痛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母亲一边刷，一边咒骂，说她像她那个不知廉耻的父亲，说她天生就是个荡妇，说她想勾引男人。
直到莫妮卡的嘴唇破皮、流血，肿得像两根香肠，母亲才停手。
“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看化妆品一眼。”莫妮卡说，“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能逃出去，我要把全身都涂满颜料，我要纹身，我要穿最暴露的衣服……只是为了气死她。”
“今天发生了什么？”米哈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莫妮卡情绪的临界点，“是什么让你决定打这个电话？”
莫妮卡的呼吸急促起来。那个画面，那个下午的画面，像烙铁一样印在她的脑海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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